欣聞偉雄兄和創馥兄繼一六年的《宗哲對話錄》後再度合作，同樣以對話錄形式出版《都付哲談中》，自然喜不自勝。只恨俗務纏身，一直無緣拜讀大作，甚為可惜。這次有機會捧讀大作，更感覺這場跨越太平洋的哲學思辯之旅，跨過宗哲的牆垣，以樸實的文字和深入的討論，親身示範哲學思考的嚴謹與樂趣。此書宛如哲學版的《十日談》，十條題目，十次對辯，從運氣到食肉、從人工智能到情愛死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即使再平常不過的題目，但落在才學兼備的哲人手上，一來一回有理有據，尋根究底求個明白。讀者一路走來，漸覺一步一世界，處處皆學問。如此體驗，實非哲普所能取代。
對話與自省
筆者過去曾稍加研究柏拉圖的著作，故此對於對話錄作為哲學文體和內容一直深感興趣。很多人都知道，許多古希羅思想家如柏拉圖、色諾芬(Xenophon)或者西塞羅(Cicero)的作品，大多是以對話錄形式寫成，寫作方式也很貼近當時流行的劇作書寫。且不止是古希羅，不論春秋戰國的《論語》、《孟子》，古印度記載佛祖言行的四阿含經，還是《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書，哲人通過對話來闡述思想，遠比想像中普遍。除了古代，許多現代哲學家或者神學家也會刻意採取對話錄方式書寫，例如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休謨(David Hume)、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或者施密特(Carl Schmitt)。甚至單論現世的哲學家，Timothy Williamson在《Tetralogue》寫鐵路上的四人哲談，或者John Perry書寫身份與不朽的對話錄著作，都是俯拾皆是的例子。但觀乎當今的華文世界的哲學著作，以對話錄作為形式絕無僅有（梁燕城的哲學武俠小說或可算是例外？）。那麼到底對話錄作為文體有何獨特之處呢？
在作者自序的部份，王偉雄提及起初以對話方式來書寫，為的是整理自己想法和深入思考，「最有效的途徑莫過於跟一位思考能力高、知識豐富、立場可能和自己不同的朋友討論」。有趣的是，大多數上述以對話錄方式書寫的現代哲人，基本上都不是記錄真實的筆談記錄，只是哲人自行代入幾個角色左右互搏。但《都付哲談中》可真是貨真價實的對話錄，或者用他們的說話，『每次都是硬橋硬馬的「交手」』。在前言中，他們也詳細記錄整個「交手過程」，怎樣先確定討論範圍，然後在不知對方立場論點下開放討論，不斷你來我往，回應對方論點或提問，容讓對話有機地展開和生長。
王偉雄認為，對話比起個人沉思更加有益，乃是因為人的觀點角度往往受限，難以有通盤的認識，但同時自己容易自高自滿，忽視自身狹隘和偏見的意識和理解，無法自我反省。「每個人都有心理、經歷、學養、環境和視角等各方面的限制，無論多聰敏，學問多博大精深，總有盲點、一葉蔽目和兼顧不到之處， 需要不斷自省，也需要別人的提醒，才可以衝破限制，更上層樓。」若對話錄跟自己哲談的對象只是在腦海想像的他者，那對手更可能都會強化著我內在的偏見和誤解，無法有效地點明我所忽略的，不當預設的或者不了解的地方。一如蘇格拉底在《美諾篇》（Meno）所提出的悖論，人如何認識自己所不認識的事呢？如果你知道你不知道的是甚麼，你已經知道了，也就不用再認識了。跟哲人對話，或者便是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必經之路，即使自己也是個哲人。
文體的民主
這其實進一步點明哲學知識的本質，如何體現在延綿千年的對話本身。一如在書中，談食肉問題時會提起辛格(Peter Singer) 的「動物解放」，講到對死亡的恐懼時也引用了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哲學對話在古今中外之間從未止息。通過了解千百年來無數思想家的觀點論證，反覆地正反地思量著各種的議題，或會如劉創馥所言，可以令我們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相，「正反考慮或不同立場本身是值得我們認識的，它們之所以難以判斷高低優劣，很可能是因為它們都反映世界的某些特質，以至我們要認識世界，就必須囊括這些不同角度」。
有趣的是，這本書提及「民主」二字將近180次，但鮮有將民主連結到對話錄的文體特質來理解。所謂「文體的民主」，是從後設文本(metafictional)的角度閱讀哲學書寫的敘事方式，即敘事者的權威性問題，藉此詰問著論說的權力操作。在一般哲學著作書寫，作者是隱藏在文本之後，站在超然的位置上評價分析一切，盡力說服讀者「我是對的，我提出的是最合理的論證」。這種宛如天啟的權威性聲音，在文本的世界(fictional world)以整體獨一性的方式存在，讀者只能亦步亦趨。但在對話錄之中(宗教聖典不在此列)，作者的聲音會化成不同的敘事者，且往往互相衝突。文本成了民主的講台，讓獨特性體現在文本內的不同聲音裏，同時沒有哪把聲音特別有權威性。即使在《柏拉圖對話錄》，蘇格拉底的角色並非必然代表柏拉圖的想法，或者代表「正確無誤」的定義(在晚期柏拉圖作品尤其明顯)。判斷的角色由讀者扮演，因此對話錄不是為了單向地說服群眾，而是謙卑地邀請讀者加入對話的行列，共同思考共同討論。
哲學之為哲學
書中所圍繞的十個主題，即使看似南轅北轍互不相干，但作者都能哲學地處理分析，把它們成為哲學思考的對象。這大概呼應著書名《都付哲談中》的意思。王偉雄也注意到，可能有些題目並無立即令人聯想起哲學，但他認為那些仍屬於「哲談」，因為「在討論時運用了哲學的知識以及哲學的論證和思辨技巧；無論如何，即使問題本身看來不那麼哲學，但在討論過程中往往顯示了問題的一些哲學面向」，如人工智能討論中帶出人的自主問題，而後者正是哲學家所關心的討論。哲學作為一門學問的獨特地方，大概是在於其高度的自我意識，不斷反問哲學活動是在做甚麼，哲學的邊界是甚麼，如何分辨甚麼屬於或者不屬於哲學。
《都付哲談中》的最終一回，是關於「研讀哲學所為何事？」的大哉問。王偉雄跟劉創馥各自闡述對哲學的理解，從其他學系走進哲學的個人經歷，還有鑽研哲學數十年的感受。其中劉創馥曾提過，哲學對他而言可以「倚仗自然科學在各個領域的研究結果，加上理性的反省，協助我們整理出一個既有充分證據、又合乎理性要求的世界觀」。同樣地，王偉雄很看重哲學為他帶來的高度反省性和批判態度，使其不容易落在某一套常識的價值觀或者觀看世界方式上。由是觀之，哲學與其看成是靜態的觀念知識生產，不如理解為哲學活動，或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難怪在書中的文句間，隱然滲透著康德「要敢於思考」(Sapere aude) 的啟蒙精神。
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何他們不認為《都付哲談中》是本哲普作品。對兩位作者而言，哲普通常是深入淺出地遊走在各種理論觀念之間，講解、翻譯和轉述前人的智慧點滴，因此跟這本書所走的路正好相反。若哲學活動的本質是修己安人之道，在概念和抽象討論中擺盪在入世與出世之間，那麼哲談便是做哲學的方法。蘇格拉底做哲學，不是躲在家中火爐邊，思考著世界事物是否存在。他只會在市集中，在廣場上找人哲談。因為在哲談之中，哲人只充當著接生婆的角色，為的對智慧的愛，通過哲談生出智慧 (註：熱中阿里士多德哲學的劉創馥，大概不會喜歡這蘇格拉底式的比喻)。
文：李宇森
文章原載於明報世紀版：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D%9C%E5%AE%B6%E5%B0%88%E6%AC%84/article/20230620/s00018/1687192974080/%E4%B8%96%E7%B4%80-%E4%BA%8C%E5%85%83%E5%B0%8D%E5%9D%90-%E5%8F%A4%E4%B9%8B%E5%AD%B8%E8%80%85%E7%82%BA%E5%B7%B1-%E8%AE%80%E3%80%8A%E9%83%BD%E4%BB%98%E5%93%B2%E8%AB%87%E4%B8%AD%E3%80%8B
刊登日期：20／6／2023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cehighdefinition.com/blog/2021/3/24/the-symposiums-of-the-ancient-greeks-an-occasion-for-a-good-time-or-perhaps-something-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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