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不再活著 - 《最低限度的道德》出版七十周年

美國著名文化批評家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言,「一本阿當諾(Theodor Adorno)的著作抵得上一整櫃的文學作品。」阿當諾在二十世紀中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對權威人格的剖析,深深影響著戰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進路。從此,批判理論在政治理論世界奠基,通過把握文化社會的現象,對後工業的資本主義世界進行批判,從而帶來反抗和解放的可能。其中,今年是他的戰後名作《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出版七十周年。為此,我特地訪問敝校的阿當諾專家伯恩斯坦(Jay Bernstein),看看他怎樣理解這部小書,怎樣理解阿當諾思想在當世的意義。

標題和風格

這本寫作風格看似沒有甚麼系統的作品,確實把不少讀者嚇倒。我們的對話不妨先從書名入手。《最低限度的道德》顯然是取自古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多德或其後學的作品《倫理學大綱》(Magna Moralia),當中的拉丁文Magnus的字義便是指「大或者重要」。阿當諾的書名卻刻意把其顛倒,把至大改為最小。「這種顛倒不是單純的戲仿,反而是透露阿當諾的計劃。因為阿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要在理論上從根本建立一套帶有目的論(teleology)的系統倫理學,用哲學理論來安立人的生命意義和世界秩序。阿當諾要顛倒的,正是這種倫理思考的進路。」伯恩斯坦這樣解釋書名的來由。

同時, 副標題也潛藏豐富的意義。德文的副標題為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英文譯作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其中有趣的是aus。一般來說,die Reflexionen後面跟著zur,即如英文的reflections 跟著on, 意指對於後項的反思。但是aus 則不然。這介詞意味著反思的主體是在後項之中,在阿當諾的書名中便是受損的人生。「因為對阿當諾而言,主體並不是抽離於這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剛好相反,在現代社會中個體不再成為道德生活的中心,而是單純淪為商品生產和消費的載體。抽離的反思主體並不存在,所以只能在其中思考批判。」

筆者很好奇,阿當諾在書中的書寫風格,大量採用反思短文甚至格言警句(aphorism),是不是也源於這些反省呢?「說得不錯,我也認為阿當諾在這本著作中採用的獨特風格,也是另一層對阿里士多德道德理論形式,以及更重要是對傳統康德以降的德國學院派哲學論證的反動,表現所謂完全客觀的學術書寫角度所無法展現的殊別經驗,因此警句更多是作為反省性的理解和判斷,也是包容主觀觀點的書寫形式。」

作為共業的受損生命

但這本書針對的問題到底是甚麼呢?「阿當諾書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值二戰即將結束之時。因此,這部書跟《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是同步書寫,彼此也是在回應著同樣的問題,即啟蒙應該如何可能?現代化還應該高舉理性嗎?」伯恩斯坦這樣說。現代化的發展,不僅是帶來了官僚化和解魅的世界,更使得最高價值失去價值,帶來虛無主義。「我設想阿當諾是同時受馬克思和尼采的影響,前者對政治經濟的支配有十分深刻的分析,但始終沒有觸及後者念茲在茲的虛無問題。阿當諾意圖結合他們兩邊的討論,重新把握現代理性啟蒙的出路。」

對於阿當諾而言,啟蒙思想發展至當代,已經遠離當初解放人類的期許。科學發展帶來技術的革新,生產方式的改變,以至於人的價值觀也跟著轉變。高舉工具理性使得功利計算無處無在,宛如韋伯所描繪的鐵牢籠,沒有哪兒能逃出工具理性的支配,不能化為商品被主體所用。但同一時間,理性卻化約成單純的認知理性,通過普遍的概念把握世界,但這科學理性卻失去了指導道德的實踐,道德成了個人的行為標準的選擇 。「過往哲學家所認知的生命,如今淪為私人領域,甚至只剩下消費的場所」,阿當諾在獻辭中如此理解生命的異化,也便是受損的人生。

不同於許多阿當諾的詮釋,伯恩斯坦認為阿當諾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如他的其他著作,都試圖闡述倫理生活的複雜多重性,以便使得生在其中的個體的道德判斷和意義得以可能。這倫理生活(Sittlichkeit)是通過多層的維度,如社會、經濟、歷史等來建構一個行動的網絡,使得公民能在其中做合宜的道德行為。「生於錯誤的時代是無法過上美好的人生(Wrong life cannot be lived rightly)」,阿當諾意圖喚回哲學的真正角色,從單純的知識思辯,對道德律或者權利的討論,還原當初對美好人生和世界的詰問。這才是真正的理性,也是生命的綻放方式。

《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寫作目的,正是要點明在現代性中對工具理性的高度神化,結果使得人輕視殊別的經驗。「我會設想為哲學和藝術在現代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處理概念,後者則以圖像表達。前者代表普遍性,後者則象徵著殊別性。阿當諾會認為現代性的理性匱乏,是在於兩者的斷裂。」伯恩斯坦這樣告訴我。因此,這部書正是要從不同的短篇之中,提煉殊別倫理生活經驗當中的普遍性,同時不必然以概念取代經驗。經驗碎片之間的推論關係,或者能在阿當諾的非系統書寫中重新觀照出來。

愛與婚姻

聽起來不太易懂的想法,伯恩斯坦特意用上阿當諾書中一個重要主題來闡釋:愛。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似乎一個消費者需要追求一個可以控制身邊任何事物的世界。但同時,對於愛情卻是唯一例外。在現代的浪漫愛情想像之中,愛總是理解成單純的自發性,被動性,是電光火石之間不由自主迸發出來的強烈吸引力。那感覺是難以控制的,是不由自主的。當然,這並不代表求愛不用追求,只是追求的功夫跟愛情的感覺沒有必然關係。花了多少力氣心機去追求男神女神,並非必然得到相應的愛情作為回報。而愛的自發性對於阿當諾而言,體現出倫理的客觀性,即人是會關顧他者的幸福快樂,而不是只是自私自利。

然而,結婚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即使我們有幸與男女神相愛,但如果愛終究只是單純的被動感覺,會變得十分飄忽,隨時失去。因此,浪漫愛情衍生出忠貞(fidelity)的信念,即是以行動來持守著這份愛。這實質上是吊詭的,因為愛情本身的不由自主,卻需要通過自願的忠貞來守護,後者不止是個人的行動,更包含了社會認同、婚姻制度、經濟安排等更廣闊的倫理生活,來體現對愛的忠貞。因此,愛的理念和實踐之間,有著永恆的張力和拉扯。

伯恩斯坦並不認為阿當諾把愛情和婚姻化約為社會學討論,反而著眼於愛情理念和婚姻實踐的張力,一如倫理生活和理想人生的理念實踐。這張力意味著愛必然產生的詭論(aporiae)。若然婚姻制度是愛情忠貞而來,但終究成了對愛情被動性的否定,那麼倫理生活的實踐同樣是帶有這種詭論色彩,即理想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安排來規範主體,終究是無法跟倫理理念相融和。基於著理念實踐的落差,哲學的反省是必需持續的,以至於哲學活動也成了倫理的活動。不然,人是無法得到幸福的。

文:李宇森

文章原載於明報世紀版: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D%9C%E5%AE%B6%E5%B0%88%E6%AC%84/article/20210127/s00018/1611686186084/%E4%B8%96%E7%B4%80-%E6%98%9F%E6%9C%9F%E4%B8%89%E5%B0%88%E9%A1%8C-%E7%95%B6%E7%94%9F%E5%91%BD%E4%B8%8D%E5%86%8D%E6%B4%BB%E7%9D%80-%E3%80%8A%E6%9C%80%E4%BD%8E%E9%99%90%E5%BA%A6%E7%9A%84%E9%81%93%E5%BE%B7%E3%80%8B%E5%87%BA%E7%89%88%E4%B8%83%E5%8D%81%E5%91%A8%E5%B9%B4

刊登日期: 27/1/2021

圖片來源: https://www.sueddeutsche.de/kultur/aspekte-des-neuen-rechtsradikalismus-adorno-rezension-suhrkamp-1.453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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