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一日千里的年代，不僅人類整體互相理解的程度並無愈來遠高，反而在政治兩極化的背景下，回音壁情況愈發嚴重，以至成為今天學者所稱作的「後真相時代」(post-truth)。這標籤意味著傳統知識權威如科學家，或者知識生產的架構機制如大學或期刊，再也無法壟斷知識的合法性，真相早已淪落到社交媒體或Patreon待價而沽，任由看倌自由選購各取所需。
正如鄂蘭 (Hannah Arendt)所感慨，事實真理(factual truth)正受到前所未見的考驗。
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魯德瓦特（Lambert Zuidervaart），多年來一直以研究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真理理論聞名於世。在最近的網誌中，他也有回顧幾十年前研究生涯的起點。
而在新書《阿多諾、海德格和真理的政治》(Adorno, Heidegger,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他再次回到真理探尋的問題上。我十分好奇的是，魯德瓦特醉心數十載的阿多諾美學思想，對於當前的後真相時代有何啟示；經歷了幾十年後現代思潮的洗禮後，我們還可如何再談論真理問題。
真理作為值得追尋的問題
毫無疑問，在傳統歐美哲學的源流發展史中，真理(aletheia)長久以來都扮演著極重要的位置，只是到了十九、二十世紀，從尼采到福柯，真理的價值似乎愈發受到質疑。那麼到底今天為何要重新回到這議題？
魯德瓦特認為阿多諾的見解充滿洞見。「對阿多諾而言，真理的追求首先是在於其作為西方思想發展史的核心位置，如若要把握這思想源流，真理追求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今天還需要講真理，是因為基於真理在今天社會批判上的作用，這也能瞥見他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部份。阿多諾認為許多人對於社會或者社會關係的錯誤認知，是受到意識形態的蒙蔽，無法看到生產消費和金錢價值以外的世界。但這批判之所以成立，必須要預設了某種超越性的真理概念，跟意識形態的幻像作對照。因此，真理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魯德瓦特的新書不止有系統地重組阿多諾的美學真理觀，同時也將其放在二十世紀後期的思想的對話中，以此突顯出阿多諾的前衛。其中之一便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人所共知，福柯在中期思想中，視權力和知識為共生關係，權力架構成了知識生產的動力，而知識生產又反過來鞏固了權力秩序。因此他將現代國家通過知識和監管來提升治理術的權力操作方式，稱作「真理體制」 (regime of truth)。對比起來，阿多諾會否忽視了真理作為權力施行的面向，或是過於樂觀地理解真理的正面作用呢？
「這種將真理塌陷成權力的詮釋，只是放大了系譜學時代的福柯，忽視了後期福柯對自我實踐和主體化的強調，這些無疑也是真理的其他面向。當然我不是福柯專家，不敢表達太多。但即使比較起中期強調論述和治理術的福柯，我也會認為阿多諾不止關注命題真理的層面，即論述所涉及的部份，而是同時有著非語言性的真理層面，那便是藝術真理(artistic truth)」，魯德瓦特娓娓道來。
命題真理的宰制性，在《啟蒙辯證法》(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中已經充份地說明了，因此阿多諾才另闢蹊徑，希望在藝術真理的層面上下功夫，重建一個能克服當前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真理觀。
藝術真理謂之何意
我們緊接要問的更重要問題是，甚麼才是藝術真理？為何這種真理有助社會批判？礙於阿多諾篤信非同一性思維(non-identity)，始終未有系統地講述他的藝術與真理的想法，其晚年之作《美學理論》(Ästhetische Theorie)還遠未完成，他便不幸辭世，委實令其真理觀備受忽視，因此早在魯德瓦特七十年代在柏林攻讀博士學位時，便已開始思索這問題。
其博士論文題目為《反射：阿多諾美學理論的真理》(Refractions: Truth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後來他再將論文改寫出版，即為他的成名作《阿多諾的美學理論》(Adorno’s Aesthetic Theory)。由此可見，魯德瓦特花了半生，努力梳理出阿多諾的整全的美學真理圖像。
為何阿多諾一改傳統左翼的進路，改從藝術生產來思考真理問題呢？「首先我必須強調，阿多諾並不只認為藝術真理是唯一真理，只是阿多諾對藝術真理的陳述和討論，遠比其他種類的真理或者整體真理來得仔細和有作用，所以我才會以此入手。而另一點是，藝術真理的重要性，在於其不斷進行的辯證活動，其中之一便是形式(form)和內容(content)創新的辯證。」
這點在阿多諾批判文化工業的操作時也多番談及，其中的討論主要涉及兩個層次。首先，藝術形式作為其本質結構，是跟社會當前的社會經濟結構相契合的，因此藝術形式的變動，跟社會總體的變動是緊密相連的。其二，形式革命自然會帶來內容的創新，但消費社會往往只質重於內容的更新而非形式的變化，以便快速生產類似的商品，結果令藝術原有的社會革新力量盪然無存。
情況像是流行音樂中，即使每首歌內容不同，但形式上其實都符合著「主歌－副歌」(Verse–chorus form )，持續三、四分鐘的樂曲結構。相反，荀伯克(Arnold Schönberg)在二十世紀初領頭的無調性音樂(atonal music)，全面打破音樂以調性作曲的限制，這才符合阿多諾所認可的音樂結構革新。不管其商業價值有多高，但形式的革新既為藝術帶來新動力，也必從藝術世界震盪至整個生活世界。
「所以對我來說，藝術真理的意涵，既關乎於藝術品本身，但同時也連結至觀眾和創作者，三者是缺一不可，這也是作為藝術生產及其社會關係的反映。」換句話說，相比起命題真理以言說論證(discursivity)主導，美學真理更講究從模仿(mimesis)方式來靠向真實世界，避免過度放大抽象概念的應用範圍和作用。
精英主義和殖民主義
但今天再談阿多諾的藝術真理，少不免要觸及一些對其理論的主要批評，其中之一便是精英主義。阿多諾素來為人詬病其音樂品味的偏愛，鄙視爵士樂或者流行音樂。同時他對於群眾的詮釋和能動性也沒有太多著墨，上述的藝術真理觀對形式革命的討論，似乎都是較為牽涉創作者的面向，遠多於觀眾的參與。
因此有別於往後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encoding/decoding) ，重視受眾的詮釋能動性，阿多諾的思想相對偏重在創作者和作品的內在張力。在今天看來，其理論仍算是小資式的精英主義嗎？
「公道地說，阿多諾的相對高雅文化品味，跟其教育背景當然有密切關係：他生於音樂家的家庭，又天生有著深厚的鋼琴音樂造諧，亦曾拜入二十世紀歐洲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貝爾格（Alban Berg）的門下，因此他偏好古典音樂是無可厚非的。當然我也不認同阿多諾對於一些音樂形式的批判，但他並無忽視電影配樂或者電台派台歌，甚至是聽眾在古典音樂的角色。因此，作為文化社會學的先驅，他便曾在題為《音樂社會學簡介》(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的著作中，引介了多達九種觀眾的不同功能角色，這也反映到阿多諾對此也有深入思考。」魯德瓦特答道。
另一方面，阿多諾以至法蘭克福學派對於知識解殖問題避而不談，也成了六十年代文化研究興起之時的張力之一。尤其前者每當談及真理的普遍性時，難免重蹈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忽略了文化多元下的衝突和可能性。如今再回看阿多諾，又應該如何思考解殖的視野呢？「我當然認同你所言，阿多諾或者早期批判理論對歐美以外的世界關注太少，這點在近年Martin Jay 或者Amy Allen 的批判著作也多有提及。」
魯德瓦特停頓了片刻，然後繼續回答。「但與此同時，阿多諾雖然出身於歐洲文化美學與政治思想源流，但他對這傳統帶有強烈批判，絲毫不認為歐洲傳統便等同於世界標準或者人類未來，反而竭力地揭示著，數百年來啟蒙解放的理性，成了現代社會的宰制力量。因此，他希望在這釜底抽薪的批判上，找尋更美好社會的可能性，讓不必要的剩餘苦難(surplus suffering)得以消除。」
「因此，這從歐洲文化而來的自省和批判，並非等同於歐洲中心主義，而是從中發掘意義和力量，將那些潛在的可能性實現(actualize)出來。而這種進路，同樣可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我想，阿多諾也會十分歡迎跨地域文化的思想傳統自省活動的。」
文：李宇森
刊登日期：5／3／2024
圖片來源：http://www.groundmotive.net/2016/05/deep-gratitu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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