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的性別定型

去年芬蘭女總理為雜誌封面拍照,封面照青春可人,但因為西裝褸下養眼的仿真空狀態,被網友轟為有失專業,但同時,普京半裸上身卻只引來豔羨目光。另一邊廂,美國左翼基層出身的AOC,也成了時裝界的新寵兒,不僅在vanity fair 的封面上打扮光鮮,且據說每次她在聽證會的服裝配飾,都迅即在網上熱賣。衣著打扮作為人的「第二層皮膚」,自然不僅為了遮身保暖,界定和表達主體的身份也是極其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身份之一便是性別。生理性別一方面限制了你可以穿甚麼,應該如何打扮,另一方面這些打扮又進一步內化了那些對性別的固定印象和特質。男穿褲女著裙,男愛藍色女愛粉紅,仍然支配著無數人對性別形象的理解。但如今,時裝不應只理解為服務某些性別定形的中性工具,更成為一場新的爭戰,規訓或解放人對性別的固有印象。

女性化打扮

想當然,在很長的時間中,人們對時裝的理解幾乎等於是女性的時裝。不管是主要以女性為對象的高級訂製時裝(Haute couture),抑或是報章雜誌或者娛樂工業,都是主要以女性作為凝視對象。時裝一直被視為體現女性美的藝術,因而在早於七十年代出現的第二波女權運動已經視時裝為男權的壓迫。通過男性的「權威審美觀」,把女性美「物化」為性感尤物。女性不單不是出於自願,有時為滿足男性目光而打扮貪靚,甚至不惜通過傷害自身的整容瘦身,來達到男性眼中的美女標準。與此同時,時裝能否也能成為女性表達自我形象和態度的方式,成為女性自愛而追求的充權和美麗,是「表現」(expression)還是「壓迫」(oppression),正是爭議之所在。

高跟鞋作為現代女性體態美的象徵,正正是當時女權份子猛烈攻擊的對象之一,如Germaine Greer 便曾稱高跟鞋為女性的腳鍊。但有趣的是,在早一點的五、六十年代,女性對高跟鞋的擁抱愛戴,卻是跟冒起的影視女星如瑪麗蓮·夢露或者柯德莉·夏萍,及其代表的女性自主有關。高跟鞋代表著女性走出家庭主婦的既有社會崗位, 有著自己的個性和舞台,可以獨立地發光發亮,因而成為新一代女性性別解放的象徵。若然追溯至更早的年代,高跟鞋甚至不是專門為女性而設的。

高跟鞋的原型起碼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源自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宮廷貴族男女所穿的chopine, 一種高根的拖鞋,有些甚至可達二十寸高(所以周星馳演宋世傑時穿的那對超高高跟鞋,在當時並不是那麼神奇),以至需要僕人攙扶才可步行,因而逼使政府立法限制chopine的高度。另一種可能是來自波斯人騎馬專用的高根鞋,在十六世紀末傳入歐洲掀起風潮。在波旁王朝,法國王室貴族普遍都會穿高跟鞋,全因為高跟鞋的高度和不穩令穿著者難以工作,而只有不用勞動的階層才有資格穿戴這種服飾。美國社會學家Thorstein Veblen 認為這種「鋪張浪費」(conspicuous waste)的衣著特質,正正是等同於高貴地位的象徵。太陽王路易十四也愛穿高跟鞋,甚至特定訂製四寸高,紅色鞋根和鞋掌的搶眼高跟鞋,作為其與眾不同的標記。但與此同時,高跟鞋有一直因其視覺其修長腿部的功效,而被為性感放蕩的衣著,除了過百年來不斷有衛道之士在報章書藉攻擊高跟鞋是敗壞墮落,甚至在1921年,麻省和猶他州分別曾有議員提案,立法禁止女性穿著高於一寸半的高跟鞋,以免傷風敗德,影響女性健康。

男性的時裝?

不少香港人也知道,位於倫敦西區的 Piccadilly Circus,乃著名的購物地區 。然而沒有幾多人留意到,這名字中的piccadill,本是指涉一種大而扁平的男裝高領,流行於十七世紀,後來商人Robert Baker在倫敦那地區販賣這種衣著,因而得名。一如Piccadilly Circus的名字來由無人問津,連帶男性的時裝傳統研究也往往邊緣化,長時間得不到如女性時裝般的重視。很多人認定,男性在時裝中只著眼於功能性質,美觀往往是其次的,而且西裝也是男裝的中心,看看倫敦Savile Row 或者St. James’s Street 和Regent Street 那些上百年西裝老店,似乎「三件頭」套裝西裝年年如一,不及女裝的輪替換季般推陳出新,花多眼亂,所以向來男性時裝都不受重視。

當然,這是對西裝或者男性時裝的誤解。不單是「三件頭」套裝西裝,連帶其周邊的裇衫、領呔、袋巾、皮鞋、手錶、帽子、手杖、手提包等,在時代變革中都產生各式各樣的變化,以近來興起的韓式剪裁西裝為例,不同於傳統的意式西裝,剪裁上更加修身和自然,因此西裝褸不用肩膀棉(padding),也沒有常見的叉(suit jacket vent),一般為兩粒鈕,並且較為短身。更重要的是,西裝一方面體現著現代性,特別是商業世界中專業嚴謹的中產特質,這些特質剛好也是塑造著權力和男性魅力,令西裝彷彿成了男性美的體現。這倒過來影響到女性行政人員服飾的出現,女性也可以通過穿上模彷男性西裝的衣著,表現相應的專業精神。另一方面,西裝卻又可成為次文化或者流行文化顛覆傳統壓抑欲望的表現,作為反叛的象徵。例如The Beatles 早期出道時一身黑呔西裝造型,配上Chelsea boots,成為一時的經典。另一款在美國更加盛行的是阻特服(Zoot suit),以高腰、寬垮的老爺褲,配搭過大的西裝外套示人,這種穿搭因一眾美國爵士樂手如Cab Calloway等喜愛而廣受歡迎,由樂迷到新移民,紛紛以阻特服作為其非主流象徵。

男裝不一定是西裝

男性時裝在八十年代後逐步受到重視,當中自然帶有一些社會經濟因素:一眾高級時裝品牌設計師如Paul Smith、Calvin Klein或者Giorgio Armani 不約而同在八十年代大力開拓男士高級時裝的市場,出現愈來愈多專門為男性而設的時裝系列,男模會在時裝展上展示不同設計,並產生滴漏效應,慢慢滲透到不同層次的時裝市場上。而且男性化妝品市場也開始興起,開發針對男性顧客的美容需要,如spa、補濕、止汗、鬍後水等產品應運而生,配合時裝服飾,開發一個新式的市場。同時,為了使得廣大男性都能產生相關的欲望,因此針對男性用戶的時裝或者生活雜誌開始出現,例如GQ、Arena、FHM之類,提供一種以男性觀看男性的視覺,讓男人也想追求某些相應的「男性美」形象,從而得到女性的欣賞或者工作的機會。從前Helena Rubinstein那句名言,「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如今也不再止步於性別之間的鴻溝,男性也同樣需要大撒金錢裝身,以追求理想的男性形象和外觀。

對於這種自戀式男性消費文化的興起背後是基於甚麼推動力,至今在學界仍然是大辯論。商業發展固然帶動欲望生產工業,通過報章雜誌、社交媒體廣告、電視電影來呈現某種理想的形象生產,從而帶來消費的新欲望。但這不過是故事的一部份,有學者認為在戰後的社會,女性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連帶其社會地位和衣著品味也不斷改變,這倒過來令許多固守著傳統父權秩序的人受到傷害,自尊和地位無可避免地失落。在自我形象的危機中,有些男人便需要通過重建男性形像的方式,令其重新帶有「男子氣概」來換回自信和自我的認同。同時,六十年代後女權和同性運動的廣泛影響,也令得往後出現的男性時裝,不止代表著直男的特質,那些傳統性向的衣著邊界日漸模糊,跨性別的服飾發展乃是當今時裝獲得新生命的力量來源之一。

文:李宇森

文章原載於明報世紀版: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D%9C%E5%AE%B6%E5%B0%88%E6%AC%84/article/20210427/s00018/1619460741606/%E4%B8%96%E7%B4%80-%E4%BA%8C%E5%85%83%E5%B0%8D%E5%9D%90-%E6%99%82%E8%A3%9D%E7%9A%84%E6%80%A7%E5%88%A5%E5%AE%9A%E5%9E%8B

圖片來源: https://blog.prototypr.io/how-the-beatles-can-inspire-your-content-digital-strategy-7994bb9e2aa3

刊登日期: 27/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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