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廿一世紀的世界級明星歷史學家與公共知識份子，大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名字必然榜上有名。這位出身自以色列的牛津歷史學博士，以幾本大歷史著作風行全球，從《人類大歷史》到《人類大命運》，似乎都成了今天文青書櫃必備的人文著作。最近的烏克蘭戰事，牽動全球知識份子的心思，哈拉瑞也不例外。從《衛報》到《經濟學人》的專欄文章，在網上接受Ted的專訪，再到Yalta European Strategy 平台的學者對談， 哈拉瑞一再熱心評論這次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入侵，對於歐洲政治文化以至人類歷史的意義。畢竟，戰爭不單是影響著戰場上的軍民，更每每成為文明歷史轉向的契機或者條件。哈拉瑞如何理解這次戰爭呢? 這又如何反映他背後的歷史政治哲學呢?
民族主義
凡是戰爭，總得講究要出師有名，這對於動員國內軍事力量、減低厭戰情緒、或者說服國際社會承認其戰後的管治秩序，都是極為重要。普京這次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要重新統一大俄羅斯。哈拉瑞在Ted 的訪問中提到，「整場戰事最重要的議題，在於烏克蘭是否一個獨立的民族。普京的腦中存有一種幻想，便是烏克蘭不是獨立的民族，只是俄羅斯人的一部份。散落各地的烏克蘭人民一直渴望重歸母體，而對於烏克蘭對「俄羅斯母親」的抗拒，則是單純源自在上者的納粹化，傷害俄國人民的福祉，才使得俄軍不得不遠征烏克蘭保護僑民。」
當然，清除納粹的理由異常荒誕，不單是因為發放假消息和假標籤是俄羅斯外交操作的常用技倆，烏克蘭現任總統澤連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更是一名猶太人，祖上也有親屬在二戰時死去。以去納粹化為名進行入侵，未免太過辱人智慧。同一時間，哈拉瑞認定普京按著執念的幻想而出兵，原先預料喜劇演員出身的澤連斯基，應該會馬上乘搭拜登安排的專機逃亡，接著俄軍順利入城，得到親俄烏克蘭人的夾道歡迎，戰事迅速完結。但這個估算的徹底落空，將會為俄羅斯帶來無可估量的重大挫敗。即使在短中期俄羅斯仍能以壓倒性武力令烏克蘭變成廢墟，但不論國內壓力還是地區管治，都會令普京的執政變得異常困難，甚至帶來未知的變數，將會深深影響到普京和俄羅斯，以至整個後冷戰世界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哈拉瑞仍然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和福利秩序極為根本的意識形態，在其近作《２１世紀的２１堂課》中，他點明民族主義是人類擺脫部落割據與衝突混亂的歸宿，令智人能夠跟數百萬甚至上十億素未謀面的「族人」，能夠建立起親密牽絆的忠誠感，這大型社群的連結，使得現代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系統得以可能，甚至使得保衛國族的戰爭變得合情合理。「有了公立的醫療服務，似乎帕斯尚爾戰役和凡爾登戰役也值得了。」
但國族的建立從來沒有自有永有，只是通過歷史的重寫（甚至創作），通過各種儀式物品建築對於國族符號的召喚，從而建立和拆散不同的國族，一如美國人與卡納卡人，日本人與蝦夷人，都有著有理說不清的國族整合史。所以說普京在幻想烏克蘭民族的不存在，不如改說是突顯了民族虛構性，即是所謂大俄羅斯民族的存在也是同等的幻想。正如他也在書中所言，「智人就是一種後真相的物種，創造並相信虛構故事的能力愈高，就能發揮愈多能力。從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就是運用不斷自我強化的神話，來團結合作。智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地球，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創造並傳播虛構故事的獨特能力。」這跟他指出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失去共產主義作為完整的意識形態，似乎有多少衝突的地方。
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
那麼如何使得國族主義避免走上擴張主義的道路，成為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呢? 哈拉瑞的想法是回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連結上。在Ted 的講座中，他一再提到二戰後歐洲以至世界進入相對和平的時代，沒有大國能肆意摧毀其他國家進行帝國擴張，實有賴於戰後人類共同建立的跨國族制度，並且在理性的操作下，共建了相對和平的時段。但在和平的年代，歐洲反而陷入了他所謂的「文化戰爭」，即是左翼與右翼、自由派和保守派之衝突，帶來歐洲地區的內鬥和矛盾。直至這次俄羅斯在歐洲重啟戰火，才再度使這茶杯風波的文化戰爭偃旗息鼓，槍口一致對外，先是德國軍援烏克蘭，並且大幅提升軍備預算，還有北歐的瑞典和挪威都會參與支援，這在二戰時也沒有發生。
對哈拉瑞而言，歐洲諸國的反應對比起北約或者美國的遲疑，更能反映了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精神，即在主權林立的秩序以外，還有國際公義需要捍衛。「這次烏克蘭戰爭中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和國族主義並非互相衝突，即使在歷史之中，我們也見到這兩者的緊密結合，它們的共通點在於對自由的追求上……國族主義並非強調排斥外來人、對少數民族加以逼害，而是如何關愛你的同志，且在如何管治的問題上尋求和平的共識。」
有趣的是，他在《２１堂課》中提及，在核戰與全球軍備競賽的時代、面對全球氣候危機和ＡＩ發展的新里程上，民族主義確實是太過狹窄，單一國家也難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國家』這種架構不再足以面對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種種挑戰。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身分認同，才能處理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但這種新的政治全球化指向的是甚麼呢? 是合符廣義自由主義的全球憲政體嗎？哈拉瑞並沒有闡述下去。
但這兒至少幾個方向需要繼續回答下去。哈拉瑞始終認為，信奉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能夠抑制其擴張主義的野心，把自由平等體現在國家之中，一如中歐北歐的國家也是福利滿滿而高舉國族的重要例子。但廣義上的自由主義，跟擴張帝國主義是可以互相共融的，或者至少沒有衝突。正如英國十九世紀的帝國擴張，也得到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背書，這是基於自由主義所在意的是公民的自由權利，至於公民以外的人與物則不再政治考慮之列。相反，如果要推動含有國際主義或者國際公義的自由主義體系，如世界政府或者世界聯邦秩序，那麼會變相剝奪個別主權國家人民的自主性。換句話說，通過國際道德標準建立的世界體系，跟尊重地方人民主權的衝突是無解的難題，亦一直成了戰後國際秩序的矛盾。觀乎這次俄烏戰爭中聯合國的含混立場，這矛盾便可見一斑。
另外是關於經濟的面向，哈瑞克的政治分析是出奇地國家中心，視國際政治如同大國之間的角力，但較為忽視政治經濟或者階級之間的複合關係。俄國指責烏克蘭納粹化固然可笑，但歐洲內部的極右形成，則是鐵一般的事實。這種排外和仇視的新文化並非源自他所謂的文化戰爭，即單純頭腦上的觀點紛爭，而是幾十年來財金化和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經濟不均，法德受惠於歐元一體化，卻使得歐洲其他國家受害，失去工作和福利的低下層被極右吸納，通過排斥移民少數族裔來維護尊嚴與身份，一如當年歷史性通漲帶來德國納粹急促成長的機會。所以可以猜想，在這次戰事後納粹化的可能是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
文: 李宇森
刊登日期: 15/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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